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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姚廷遴写的日记体《历年记》“明清易代:一个平民的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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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LV.Master]伴坛终老

    发表于 2020-2-15 21:22:1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  上海县人姚廷遴写的日记体《历年记》“明清易代: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”


    作者简介:王家范,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,博导。1938年生,江苏昆山人。1957入华东师大历史系,1961年留校任教。主要研究领域:社会经济史,以明清江南为中心课题,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有涉及。著有:《中国历史通论》、《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》等。


    摆在我案头的,是一本由上海县人姚廷遴写的日记体《历年记》。姚氏生于崇祯元年(1628年),到41岁那年,有感于“世事之更易,人情之冷暖,涉历之风波”,动了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。他从出生之年追溯起,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(1698年)搁笔,按年叙事,有事则记,愈后愈详,前后连贯70年,正当由明清易代到“康乾盛世”发端,一个史家给予特别关注的时期。


    姚氏早年痛失亲祖、生父,依托做过两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,一度不知穷愁。但读书顽劣,没有拿过功名,而后家道中落,涉足吏胥,务过农,教过书,备尝兵火灾荒之苦,逐渐体验到生计的窘迫。原稿本整理者称,由于姚氏识见有限,文辞叙述殊觉冗杂,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,少有流传【姚廷遴:《历年记》(稿本),原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整理,1962年以“上海文献丛编”名义印行,数量较少。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入《清代日记汇抄》,为今之通行本,1982年4月第1版】。


    但是,以另一种眼光来看,作者早年虽有官宦家族背景,而后逐渐沦落为一介平民,屡屡叹穷叫苦,历年实录所及,既有政治风波、社会动乱等时事实态报道,也有油盐柴米贵贱、邻里家庭纠纷类琐碎的家常诉说,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的普通人对当时官民状况的感受,平常得像家人聊天,实话实说,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。


    明末上海“人吃人”惨象


    姚氏亲历见闻常常透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景。例如,郭沫若曾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中引用了一些材料,披露了明末西北因灾荒发生“人吃人”的惨象,叙述颇骇人听闻。


    可谁都不会想到,在号称“富庶之区”的江南,上海县境内,也有同类悲剧在同时异地重演,南北对应,似为明之覆亡预发信号。姚氏记述他14岁那年(崇祯十四年),三月至九月无雨,江南大旱,草木皆枯死。其地向来无蝗,该年飞则蔽天,止则盈野,所到之处无物不光。第二年便发生大饥荒,姚氏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,将榆树皮做饼食,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,四周乡民所在皆然。饥饿者沿路乞讨,走不多步即仆地而死。民死道路,填沟壑者无算。他夜深归家,从(上海县衙门前)馆驿桥经过,死尸横卧于道,或脚踢着,或身上走过,知已肢体僵硬。


    更有甚者,桥头巷口,遗孩满路,时常有被人抱走者。后来在火神庙发现,有人将小儿煮烂用瓦?冻结盛之,肉内有指头残存。荷花池附近,有人在灶上烧煮小儿肉。西关外一老妪,常抱小儿回去,亦杀而净洗焉。南门外夫妇两人亦常抱去,邻人疑之,闻其家有香味,怪而问之,则遭詈骂,强而视之,烹小儿在锅也。姚廷遴哀痛地写道:“其惨又如此。”“人吃人”的三男两妇,都经当地民众扭送至县府,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众活活杖死。姚氏继而记道:“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,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,活活烧死,抢劫者立时枷死,幸而不致大乱。”


    与姚氏同地、同时的叶梦珠,所著笔记体的《阅世编》名气很响,为明清江南研究习用之书,这样惨酷的情景却隐匿得无影无踪,旁证了“无名文人”(整理者用语)有时确实会比有名文人更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。【叶梦珠在《阅世编》卷一《灾祥》也谈到了崇祯十四年大旱后的上海灾情,有婴儿遗弃、妇女流离、饥民转死沟壑等语,但说“山左”易子而食,尤甚吾乡,故山陕商人足不至。似乎在上海并未发生过人吃人现象。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版。】


    康熙年间素称盛世,实则萧条


    虽然明清江南之富庶多被国内外学者津津乐道,民众穷愁潦倒的另一面也同样真切地存在着,无法完全抹去。只是此类细节存世稀少,学者不易强烈感受到而已!以小农艰辛耕作为基础的中国农业,创造出不计其数的财富,但是它本身不得不靠天吃饭,经不起风吹浪打,农家难有隔年之粮,极度的脆弱与不稳定,发达地区亦所不免。假若能够如实看待,上述惨剧的发生就决非完全不可理解。


    姚氏久居之浦东,是松江棉布重要的产花地,号称“布被天下”,也种植水稻和杂粮。向不知柴米之贵的姚氏,迫于生计,在21岁那年与佃农“分种”(对半分成)东乡之田,当年收获到稻谷每亩3石,棉花80斤,又有其他插种豆类、芝麻的收益,以为种田是一项好事业,从此住下。第二年大小熟全荒,始觉狼狈。


    盘算姚氏70年经历,大荒者约8年,中荒十有余年,而稻好花坏、花好稻坏者20余年,真正顺风顺水的年份不多(明确记载大有之年仅三次)。其中继崇祯十四年大旱蝗之后,顺治九年、顺治十八年、康熙二十六年、康熙二十八年、康熙三十二年均是大旱大荒之年。康熙元年起,连续三年瘟疫盛行,十室九病,宅上无健人。总计姚氏亲族与子女,前后死于瘟疫者有十余人之多。台风、潮浸、水涝是该地农业收成的大敌。康熙十五年,春夏多雨,及至八月大雨,水溢半月而退,种花大荒,晚花仅二三十斤一亩。?熙二十六年大旱,至七月又遇大风潮,田中早稻及棉花俱大坏,花铃花盘摇落成堆,棉花收成好者仅四五十斤,晚者不满数斤,到处叫苦。限于篇幅,笔者不能尽数罗列70年间自然灾害详情(这是研究灾害史的一份极好的原始材料),读者可以找来细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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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楼主| 发表于 2020-2-15 21:22:54 | 显示全部楼层
   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0-2-15 21:24 编辑

    康熙之世因为仍处于“小冰河”灾害周期之中,加以战事、海禁等其他因素,有些经济史家已经看出这是明清六百年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【“康熙萧条”一语,原出日本学者岸本美绪。吴承明先生在《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》一文中力赞此说,认为他在《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》一文中概括的“17世纪市场危机”过于笼统,岸本美绪称之为“康熙萧条”较为恰当。先生上述两文均收入氏著《中国的现代化:市场与社会》,北京三联书店,2001年】,姚氏生而不幸,遭逢其时,有特殊的一面。但在江南,九年之中有三年之荒,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。因此,每看到国外有的研究者不计各种干扰收成的变量因素,选取稻、花收成好的数字作为初始数据,像模像样地以现代数理推算该地区棉花、水稻的生产规模,乃至GDP与人均收入,用以证明江南之富足,总觉得他们对中国农民稼穑之苦太少体贴的了解,有些异想天开。


    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


    姚氏完全从平民生活感受出发,政治上的利害观察比较实际,较少意识形态偏见,也是一大特点。他对康熙皇帝很有敬意,听到皇帝诏谕称江苏等处钱粮特重,黎庶困苦,蠲免若干年钱粮,以及专为问民疾苦南下巡游,不许官吏随从扰民,颇为感动。他把从衙门朋友那里听来的,二十八年康熙南巡苏州的故事,铺陈得有滋有味,比官方记载多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,并称尧舜之君,亦不过如是。康熙朝有清官,在历史上是出名的。他讲述到的有于成龙、汤斌两位总督、巡抚,写他们事迹的感人处,百姓哀悼或挽留的场面,均笔带感情,不吝篇幅。他对康熙帝整肃吏治也有议论。如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获知一件冤案,即差中央司法、检察大员到苏州亲审,案情终得告白。姚氏记曰:“此一事连累抚院、按察使、本府赵太守及前问官鲁知县、霍县公、兵道、按察司等,俱大费周折,看来做官也不是容易”,流露出对贪官污吏遭惩处的高兴情状。这些情节都能证实康熙帝亲政后的整饬吏治,确实用心用力,民间盼望政治清明之心,也真实而急切。


    但从姚氏36岁后康熙年间的经历来看,我们也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种严峻: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,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,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,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,怪不得姚氏对明清易代这方面的感觉不甚鲜明。有一事值得在此说明。康熙三十三年,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。此人,无论是康熙帝或是现代史家,都极赞他为“好官”,然而姚氏的印象却迥异,可补史料之阙。范总督南下视察上海,场面豪华奢侈不必说,犒赏、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,县中费银5000两。海关官特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,摆酒于船内,演戏饮酒而去,礼金亦费500两。姚氏忍不住愤慨写道:“作用如此,做到两省总督,下僚送礼,一概全收,贪婪极矣。自称文正公之后,岂料文正公之子孙,有如是不肖哉!”


    姚氏在康熙年间一度做过胥吏,离职后在府县衙门有许多朋友,消息灵通,见识了23个知县或代理知县,除有些任期极短或政绩平庸者不计外,真正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-二十五年任上的史彩。


    离任时,绅民一路送别,百姓无不嗟叹涕泣,史公亦哭。姚氏点评:“我亦未尝看见如是之去官者,满县人如失父母,做人得上进,必该如此。”与之相比,却有八至九个知县,都是以贪婪卑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记述中,对他们追比钱粮的凶狠与刻剥百姓的苛酷,鞭挞不假宽贷。


    例如康熙十一年到任知县陈之佐酷虐异常,打人不论年龄大小,概必四十。康熙十四年,陈之佐因有贪污漕粮之嫌,被疏题革职。陈妻贪上海华丽,教训其男人:“这里不做官,你想到哪里去?”于是陈知县遂将平日刻剥来的银子,尽数馈送抚院及布政衙门,还伪称上头已经同意其留任,死赖着不肯走。姚氏点评曰:“可笑,可笑!”最可恶者,在姚氏笔下应数康熙三十二年到任的陈善,为官最为不善,而且正因为有前面说到的范承勋撑腰,坏事做绝。康熙三十三年,陈知县将历年陈欠钱粮尽数催交,非常之酷,值农忙之际,差人如狼似虎,每区数批,耗费民间什物银钱无数。


   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无雨,市河俱干,次月又遇大风潮,淹死万人,飘没房屋无数。陈知县不仅匿灾不报,且催粮火急,一日追比400人。七月,终于暴发被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群体性事件。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,自然动他不得。于是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、松江,上云:“封封拆欠,斛斛淋尖,官官相护,说也枉然。”【“拆欠”,指将历年所欠钱粮催交上来后,不照常规原封收存,私拆后入其囊中。“淋尖”,原为收粮吏胥刻剥的惯用伎俩,上交稻谷必须高出斛平面,然后用板一拖,拖出的稻谷,积少成多,数量不菲。】


    康熙三十六年,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,众人将时辰亭、仪门、头门、县场、照壁俱拆毁,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,至第二日下午,火犹未熄。花园建筑及其内部陈设的豪华十分惊人。事后陈知县破费三千两白银求省长周全,总督差人调查,也被其大费金银而无故折回。至于陈知县暗中给了范总督多少金银,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。姚氏对陈知县的鉴定简洁明快:真白日之强盗,万姓之仇敌也。陈知县没有倒台,全书回忆也戛然而止,似乎有意效法获麟绝笔,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?!


    天高皇帝远,靠一人之英明,终究难撼千年的帝国旧基。康熙时期基层有种种黑暗,英主耳目失灵,鞭长莫及,也合旧体制一般情势之常。今天的史家,包括喜欢编皇帝戏的作家,遇到这类事情,应该多一份心思,尽量搜索得全面些,不致将历史上的“好皇帝”描写得神通广大、无所不能,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。


   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生活。在中国,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这么长的历史,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。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、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,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,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,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,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。可喜的是,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发展形势良好,史学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,重点从帝王将相、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、芸芸众生,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,包括日记、书信以及各种口述史料,以便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。《历年记》的展示,只是一个例证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一转变会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的时代价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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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楼主| 发表于 2020-2-15 21:25:25 | 显示全部楼层
    姚廷遴先世为浙江慈奚,后徒上海,早年痛失亲祖、生父,依托做过两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,一度不知穷愁。但姚廷遴读书顽劣,没有拿过功名,而后家道中落。姚廷遴涉足吏胥、务过农、教过书。备尝兵火灾荒之苦,逐渐体验到生计的窘迫。少作县吏,老为乡民。到41岁那年,有感于"世事之更易,人情之冷暖,涉历之风波",动了念头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。

    姚廷遴从出生之年追溯起,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(1698年)搁笔,按年叙事,有事则记,愈后愈详,前后连贯70年。《历年记》作者早年虽有官宦家族背景,而后逐渐沦落为一介平民,屡屡叹穷叫苦,历年实录所及,既有政治风波、社会动乱等时事实态报导,也有油盐柴米贵贱、邻里家庭纠纷类琐碎的家常诉说,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的普通人对当时官民状况的感受,平常得像家人聊天,实话实说,是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。

    姚廷遴记述他14岁那年(崇祯十四年),三月至九月无雨,江南大旱,草木皆枯死。发生大饥荒,他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,将榆树皮做饼食,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,四周乡民所在皆然。饥饿者沿路乞讨,走不多步即仆地而死。民死道路,填沟壑者无算。他夜深归家,从(上海县衙门前)馆驿桥经过,死尸横卧于道,或脚踢着,或身上走过,知已肢体僵硬。更有甚者,桥头巷口,遗孩满路,时常有被人抱走者。后来在火神庙发现,有人将小儿煮烂用瓦缶冻结盛之,肉内有指头残存。荷花池附近,有人在灶上烧煮小儿肉。西关外一老妪,常抱小儿回去,亦杀而净洗焉。南门外夫妇两人亦常抱去,邻人疑之,闻其家有香味,怪而问之,则遭詈骂,强而视之,烹小儿在锅也。姚廷遴哀痛地写道:"其惨又如此"。"人吃人"的三男两妇,都经当地民众扭送至县府,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众活活杖死。他继而记道:"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,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,活活烧死,抢劫者立时枷死,幸而不致大乱。" "无名文人"有时确实会比有名文人更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。

    有一事值得在此说明。康熙三十三年,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。此人,无论是康熙帝或是现代史家,都极赞他为"好官"。然而姚廷遴的印象却迥异,可补史料之缺。范总督南下视察上海,场面豪华奢侈不必说,犒赏、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,县中费银5000两。海关官特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,摆酒于船内,演戏饮酒而去,礼金亦费500两。姚氏忍不住愤慨写道:"作用如此,做到两省总督,下僚送礼,一概全收,贪婪极矣。自称文正公之后,岂料文正公之子孙,有如是不肖哉。"

    姚廷遴曾居家教馆,着有《历年记》三卷,续记一卷,拾遗一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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